当然这两个场景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家书”应该只是民间熟人或者同乡会馆中的直接捎带；而“荔枝”则纯粹是借用国家驿站这样的运输系统来满足皇家的个人需要。

　　3000年来，驿站乃是国家重器，承担着行政公文、军事信息以及物资、贡奉的传递运输任务，是秦大一统之后国家高效组织的平台保障。按当时规定，30里为一驿，日行最高可达800里。

　　面对如此迅捷的快递网络，权贵之人往往也会假“驿”之便夹带私货，行商业贸易之实并得利其中，杨贵妃的“荔枝”快递就是其中之一。

　　但遇到政法严明之时，商业就只能让路于军政大事，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将两个利用驿马夹带私货的女婿根据违规程度给予了一人罚款、一人斩杀的处罚。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昔日的国之重器，今天则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蓬勃发展的商业贸易需求促成了邮政快递的发展。自1840年英国皇家邮政推出第一枚“黑便士”邮票开始，邮政及快递业就步入了商业时代，并从具有垄断地位的政府所有开始慢慢演变为具有自由竞争特色的股权人所有——商业驱动之下，皇贵妃所拥有的“荔枝”快递特权演变成了每一个百姓都能普遍享有的EMS、顺丰快递、京东物流和“四通一达”。

　　7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快递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事实上，这已是《快递条例(草案)》两年之内第二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前的2015年11月，《快递条例(草案)》第一次向相关管理部门、快递企业征询意见，但快递的消费主体——越来越广泛的普通民众客户和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却可能缺位了，现在第二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要补齐这些信息。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快递业发展太快了。数据显示，我国快递业已连续6年年业务量增速达到50%、营业收入增速达40%。特别是2016年，发送包裹数量超过311.8亿件，人均快递年使用量达到22件，日均服务用户超过1.2亿人次。

　　快递业的超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2016年国家邮政局受理申诉130.7万件，其中快递延误、快递丢失分别占申诉总量的28.8%和20.1%。尽管与311.8亿件包裹总量相比，虽然申诉量不算大，但考虑到绝大多数客户并不会因为一般的不满而直接向管理机构投诉，因此可能有数以亿计的客户并未享受到与高价格直接相匹配的高质量快递服务，也没有获得更好的消费者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风生水起的中国快递业并不能像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及共享单车那样，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之所以能拥有全球第一的产业规模和发展速度，凭借的只是快递小哥的劳动力红利和快递市场占比高达75%的电商客户罅隙市常因此，中国快递业依然需要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向联合包裹(UPS)、联邦快递(FedEx)、敦豪(DHL)、TNT和亚马逊物流学习。

　　中国快递业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从规模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化。国家在《快递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将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00万个，年服务用户超过1000亿人次，年行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支撑网络零售交易规模突破10万亿元。但在2016年和2017年的春季期间，却多次出现“快递小哥”停工、跳槽的现象，有40.2%的快递员任职时间无法达到一年。

　　目前，多数快递小哥都是未经过岗位技能培训、刚刚进城的农民工，加上快递行业薪资低、劳动强度高、激励制度不健全、从业者合法权益保护性差等原因，快递企业与职工的黏结度比较低。一个很少有岗位忠诚度和依赖度的服务性行业，如何保证服务质量需要顶层设计。

　　对于国家来说，需要规范超高速增长的快递行业，进一步推进快递行业的发展以增加就业和拉动其他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防范超高速发展下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面效应；对于快递企业来说，就是要扩展市尝降本增效、满足需求和提高竞争力，以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关心的则是在便利、安全地购买寄递服务的同时，能实现信息保密和财产及人身安全，同时可以在各种突发及偶然事故中，快速有效地得到损失减免及赔偿。

　　从快递业涉及的三方利益主体权衡考虑，《快递条例(草案)》既应该约束国家的行政权力范围，也应该规范快递企业及从业者的行为准则，当然更希望责权利三方面能高度统一，从而促进并明晰消费者购买及享受服务的最优配置架构。

　　在行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尽可能降低企业税负和减少税负重叠，尽可能在快递的网络化布局及设点上给予环境便利，尽可能在营造社会整体服务环境上给予综合支持。

　　快递业已从国家需求过渡到全民需要，应该给政府再次就《快递条例(草案)》向全民征询意见点赞。